宪法司法适用否定说强调宪法在司法裁判中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说理依据的区别，认为宪法司法适用只包括宪法作为裁判依据的情形，否认宪法用于说理时存在宪法适用的可能性。

[46]亓元：《全过程民主：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思维变革与政治逻辑》，载《社会科学研究》2021年第2期。全过程人民民主是否只唯民主，会不会导致民主泛化或无序？全过程是否等同于全部过程？是否意味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等等。

[30]这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决定的，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宪法表达。五是社会经济权利方面，包括财产权（第13条第1、第2款）、劳动权（第42条第1款）、休息权（第43条第1款）、社会保障权（第14条第4款、第44条）、物质帮助权（第45条第1款）。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合法权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如前所述，现行宪法出现人民二字之处多达368处，在序言、总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等部分，已深深烙上人民标识。[20]王汉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文集（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页。

由此，人民的主体范围已经涵盖了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对人民实行民主必然包括对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实行民主。[44]李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本质特征和理论内涵》，载《社会治理》2021年第8期。[53]然而，事实上，没有一个组织是不需要以动机结构作为补充而只依靠命令就能运作的。

文章提出并论证宪法工程（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作为一种宪法学方法论，它尝试回答宪法如何作为机器和工程来设计民主并控制民主，宪法能够经由这种方式发挥效力，实现民主目标。[27]这种论述和判断在不同学者那里都有表现。萨托利指责现在的宪法学——那些法律积极主义及分析法学派，特别是欧洲与拉丁美洲培养的一批法学家，他们唯一关心的和所受的训练就是法律的演绎一贯性。[33] 方法论个人主义的原则在于这样一种信念，即个人构成了人之科学中分析的终极单位。

[15]根本法的实证化过程，正是这种共存逻辑的表现形式。参见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因此，围绕着宪法工程展开的问题可以视为广义政治宪法学的范畴。宪法工程能够融合宪法学和政治学的知识、旨趣和功效。实证化是任何科学都必不可少的元素，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如果总是围绕着哲学命题，并不能完全证成其科学性。[2]这种转移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宪法学的发展，却也引发了某种深层次思考的危机——制度研究的薄弱以及制度反思的贫瘠。

也因为这个因素，宪政工程学常用到数学工具，希望透过数学本身来精简模型。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并控制民主过程。[3]宪法作为人权法被过分强调，但作为国家组织法却无所作为，就更不要说我们去深刻论证宪法如何塑造民主、实现民主。回归探究民主的模式/类型，设定更为精细的目标（例如稳定且有活力的民主），意味着规则通向价值的入口必须打开。

这种张力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宪法的法律性和政治性之间的冲突。这当然也是具体的政治条件，是我们设计民主制度时需要考虑的内容，只不过它的可度量性就显得更差，科学阐释的可能性也因此而降低，本文先不讨论此更为复杂的问题。

宪法工程将宪法所内涵的规则、程序和动力机制与政治活动参与者结合起来，反思宪法发挥效力的形式和宪法秩序的形成过程，它是实证宪法学的表现。中国宪法学对宪法实施的内涵与方式产生了很多争议，[16]正是因为在违宪审查这种后果控制的实施方式之外，我们尚未发展出成熟的概念和理论来说明宪法的作用空间和效力形式。

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只有这才是宪法实施，那么宪法的其他功能是否被忽视？如果连这都不算是宪法实施，那么宪法的核心价值和特征是什么？这也是当下中国宪法学界会对宪法实施方式争论不休的缘由。它是发展民主的重要理据，强化对制度结构、逻辑及其实效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民主模式的系统研究，以证成或证伪我们对制度及其应用的设想。[38]这一最早界定的宪法也因此具有更为独特的意义。分析社会条件和制度逻辑，能够厘清宪制选择，也能够反思宪法规范的合理性与正当性。[32]这是被广泛引用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最早界定之一。宪法工程将宪法视作一台机器，可以进行设计。

[43]三、宪法工程沟通规范与现实将宪法工程的概念引入宪法学将会引起宪法学方法论的争议。然而，问题终结了吗？根本法之问是宪法的效力之问、地位之问和功能之问。

不过，宪法学的实证主义不仅表现为规范的逻辑推演和规范之具体适用，宪法工程迥异于传统的规范主义路径。[36]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行为假定，宪法对政治活动参与者的直接作用方式，首先是引导，然后是激励，后者也是宪法工程理论最为复杂的部分。

[43]See Cass Sunstein,Designing Democracy: What Constitutions Do,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44]前注[7]，张千帆书，第37、38页。民主宪法揭示了宪法的品格，也决定了宪法发挥其效力、实现其功能的形式与路径。

[13]需要自我限缩的宪法释义学，对于民主制度的建构性功能，对于国家组织法发挥效力的理论化路径，都没有很好地加以解答，毋庸进一步提问宪法和民主的关系是什么。基于民主逻辑展开的宪法，自然要回应民主如何实现的问题，宪法也因此具有了实现和控制民主的任务与功能。释义学无法说明民主宪法制度化的过程和结果，也就将范畴和视野局限在宪法秩序形成之后，不能解释民主逻辑如何推导宪法和宪法秩序。站在民主宪法的角度，宪法首先是国家的组织法，通过宪法设计民主来确立国家的根本政治结构，所输入的是人民建立国家和政府的根本意志。

释义学试图划清与政治理论之间的界限，厘清运用政治理论进行宪法解释的路径。老派宪法学家曾深刻耕耘过这些问题，他们针对宪法与民主的关系提出了具体主张并建成了现下的民主结构，在宪法时刻到来时推动了宪法变迁。

从逻辑上看，宪法工程主要围绕着议会、政党、选举和政府形式等民主制度及其规范化与程序化要件展开。[4]在结成政治统一体、制定宪法之后，集合起来的人民回归到个体的臣民的位置，但他们并没有放弃民主的诉求。

政治宪法学试图回应这种危机，它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为旧派宪法学的复辟，也是对新派宪法学的纠偏。何为根本？为何高级？这是政治宪法学之问。

制宪是确保民主同一性的过程，[24]制宪过程是人民的理性和经验选择。这些来自外部的视角充分说明实现宪法效力，不仅依赖司法中心主义的评价、校正和制裁（追究违宪责任）行为，也要发现宪法对民主的控制。真实的民主必须要落实到现实之中、制度之中，形成具体的规则和制度结构，它们发挥功效又会形成不同的民主模式，影响政治秩序乃至政治统一体的成败。[28][美]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程如逢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页。

作为民主神的圣经的宪法，要确保其地位，就必须要回到其内容之上——宪法究竟是如何实现民主的。政治宪法学更新了宪法学的研究范围。

[34]这种主张认为个体主义相对于整体主义，强调整体是由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只有分解并分析个体性质及其相互联系才能认识整体。这种思路表明宪法对民主的全面作用以及它在民主机制下所具有的发展空间，前者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宪法工程的视域，后者则是美国宪法学界经常所采用的政治宪法（political constitution）的视角，或者说是一种更为宽泛的发展宪法的方式。

它要力图克服传统规范主义的上述宿命……在理论上首先确认权利规范在整个宪法规范中的价值核心地位，其次进而追求宪法规范向‘规范宪法的升华。[41]我们要回到真实的政治世界中来考虑制度运行的基础和条件，并以此来寻找真实的合适的制度结构。